■ 盛松成
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提出“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”，中共中央政治局2025年4月会议进一步强调“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”。这一政策导向标志着我国宏观政策的重大转变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、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，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，其潜力与作用愈发受到关注。
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
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
盛松成
释放消费潜力
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
在当前外贸不确定性增加、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，内需在今年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。但传统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速的边际效应转弱，新投资尚在发展形成中，提振消费更有利于实现需求稳定与经济增长，并且消费还有较大的潜力有待挖掘。2024年，我国消费率仅为56.6%，显著低于发达国家70%—80%的常态水平。我认为，可以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两个角度来做进一步审视。
从经济发展角度看，消费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。国际经验表明，随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，消费率也呈现上升趋势。我国人均GDP约为1.3万美元，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，追赶空间较大。
从收入分配角度看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体系。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我国人均GDP大致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，而发达国家在这一收入区间时，平均消费率已达73%，远高于我国目前的56%。这说明我国消费潜力释放受到了一定的制约，收入分配体系有待完善。
收入分配改革有助于释放消费活力
目前，我国提振消费政策正在取得积极的成效，消费保持恢复态势。今年1—5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.0%，5月当月同比增长6.4%，这与消费品以旧换新、发放消费券等举措有很大的关系。但消费持续回升的内生动力仍然偏弱，物价持续在低位运行，5月CPI同比下降0.1%，环比下降0.2%，1—5月CPI累计同比下降0.1%。如何化解“政策激励”与“居民消费意愿疲软”之间的结构性矛盾，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我认为，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是关键，完善再分配或是化解矛盾的重要举措之一。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，“再分配”不仅可以调节收入差距、促进社会公平，还能通过影响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。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，而民生领域支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相关数据显示，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（60.8%）显著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（70%—85%）。而且，近二十年来，我国居民部门再分配后，收入占比持续低于初次分配，这与再分配调节不适当有关，居民部门在转移支付环节中支出大于收入。中低收入群体因预防性储蓄而呈现“消费抑制”倾向。因此，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，完善再分配，以提振消费、促进经济增长。
我曾多次呼吁适当调低中低收入群体税率，将年收入在10万元—35万元的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，税收每年减少将不超过1000亿元，对国家财政影响较小，却能为中低收入群体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增量现金流，稳定预期。这与以旧换新政策、发放消费券等中短期举措不同。
此外，我国居民部门储蓄比例较高，若能实现部分存款向个人养老金账户转移，可在不影响居民部门当期现金流的情况下，提升个人养老金账户认缴规模，提高养老金整体替代率，进而提高人们当前的消费倾向。可考虑加大个人养老金账户税收优惠力度，提高人们的使用积极性，完善养老金融产品管理人激励机制，提升养老金产品业绩稳健性和收益率，增加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相关联的服务，鼓励有关企业增加服务供给和创新。
增加优质供给
推动消费提质升级
中国在旅行、医疗等领域存在巨大的服务逆差，中高收入群体对海外高端服务需求旺盛，但国内的优质供给不足。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提出“扩大电信、医疗、教育开放试点”。我认为，中国服务业开放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过去中国制造业开放的成功经验。
二十多年前我国入世时，制造业以中低端为主，技术、经验不足，垄断乱象普遍存在，生产效率偏低、关键技术薄弱、产业竞争力不足。彼时，鼓励制造业开放，吸引外资进入。一方面，国内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，激活了竞争机制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；另一方面，知识外溢效应显现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，国内的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高。2001—2019年，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80%，带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2.1%。
当前服务业也是如此。与其让有需求的居民远赴海外，不如鼓励外资来国内试点办高校、办医院，激励竞争、打破垄断定价，借鉴成熟商业模式，促进本土复制推广，推动高端服务人才培养、扩大国内就业，增加高端服务供给，释放消费潜力。但需要注意两点：一是增强优秀外企长期在华投资意愿。除优化营商环境、提供政策支持外，还可以开拓“以资引资”模式，通过股权合作、债权融资等方式与外企建立合作机制，增强利益共享。二是引导本土企业参与市场竞争。引入外资的同时，关注本土中小企业发展，政策上鼓励资源整合、协同创新，引导它们融入新市场竞争，提高服务供给质量。
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
需要强调的是，消费与投资并非互相排斥，而是动态地互相促进的关系，消费能带动生产、就业乃至投资。在资本积累早期，高储蓄（投资）支撑高增长，但投资过度扩张导致边际回报下降，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症结。今年一季度，我国产能利用率为74.1%，低于正常水平（我国2006—2019年的产能利用率平均为77%）。提振消费不仅能成为短期调节总需求、拉动增长的手段，还能迭代出新生、丰富、高层次的消费需求，引导出高质效的投资。我们应该认识到，只有无效的投资，没有无效的消费。
今年稳增长政策更侧重促消费，而提高投资效益根本上是为了增加优质供给，两者是一致的。我国高技术投资增速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，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，这也是目前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。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稳固，应尽快疏通政策在落实中的堵点，因地制宜地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、新优势，增加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传统基建升级改造等领域的项目储备。
提高地方政府提振消费的积极性
当前，地方政府在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今年二季度以来，多地扩内需促消费举措进一步加码，甚至有建议提出将消费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。我认为，在制度安排上，未来我国可能出台一些超预期政策，以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促消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。
随着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，优化增值税分配机制应当加快提上议程。2016年我国全面推开“营改增”后，中央与地方形成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格局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。同时，1994年分税制改革确立的“属地征收”原则延续至今，增值税归属地始终是机构所在地或注册地，而非消费地。例如，北京消费者购买上海生产的汽车，增值税最终会分配到上海财政，而非北京财政。属地征收原则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扶持本土企业生产积极性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地方消费活动的关注和支持。
在优化增值税分配方面，建议考虑建立更为科学、合理的消费地补偿机制，增强地方政府鼓励消费动机，使其更加积极地制定和落实促消费政策，直接拉动地方消费增长。新增税收来源还可有效补充地方财政，使地方政府拥有更为充裕的资金用于再分配，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，进一步为地方消费注入活力。鉴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，推行消费地补偿机制可能导致部分地区承担较大的税收损失，因此，应进一步探讨建立相应补偿机制。例如，适当调高增值税中归属地方比例，缓解税制改革带来的冲击。
总而言之，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、作用关键。通过收入分配改革、服务业开放、优化增值税分配机制等多方面的举措，可以有效地释放消费活力，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地结合，推动经济保持平稳增长。未来，我们应继续关注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，不断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，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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